画面浮现。
还是三年前的会议室。阳光斜照进来,照在母亲的手上。她穿着米色开衫,正在翻一份文件。旁边坐着一个穿灰色西装的男人,背影很熟。
那是梁文渊。
记忆里的对话清晰响起。
母亲说:“如果我把这些交给媒体,会怎样?”
梁文渊回答:“你会被说成精神病,材料也会被定性为伪造。但他们怕的不是曝光,是你找到真正能解读它的人。”
母亲又问:“那我该怎么做?”
“等。”他说,“等一个既懂金融,又不怕死的人出现。等一个能让这些数字重新说话的人。”
然后画面中断。
她睁开眼。
梁文渊正看着她,眼神平静。
“你刚才走了神。”他说。
“我看到了。”她说,“三年前你们谈过什么。”
他没否认。
“你母亲知道这条路有多难。她也知道,一旦开始,就再也回不了头。所以我今天问你最后一遍——你是想赢,还是想证明什么是对的?”
她低头看着桌上的文件。
手指慢慢抚过母亲的名字。
“我想让那些以为可以随意踩碎别人生活的人知道,”她说,“他们做的事,有人记得。”
他沉默了一会儿,拿起笔,在文件最后一页签下名字。
“那我就陪你走到底。”他说,“但这不是我的意见书。这是你母亲留下的火种。今天交给你,由你决定什么时候点燃。”
他把文件递过来。
她接过,放进包里。
“还有件事。”她说,“我需要一份名单。”
“什么名单?”
“三年前参与中核美元债项目的全部人员。”她说,“特别是法务和财务端经手的人。我要知道谁只是签字,谁是主动造假。”
他摇头。
“这些人里有不少还在业内。我不能随便给你。”
“我不需要您违规。”她说,“但我妈那份顾问合同里提到了项目协调人。我记得名字是张维安。他在哪?”
梁文渊表情变了。
“你从哪知道这个名字的?”
“合同附录里写的。”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