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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曾国藩的进退之识（第4页）

自古封建社会为人臣子者若立下不世之功，无不为君主所忌。据说在湘军光复武汉时，咸丰帝一面高兴而一面忧虑，说：“想不到曾国藩以一儒生，竟能做一番大事。”当时咸丰身边的一位大臣当即说道：“曾国藩以侍郎开缺，与一乡绅无异，自古英雄起于草莽间里之间，岂不令人担忧吗？”听了这话，咸丰帝皱紧眉头，沉吟良久，慨然叹道：“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当时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刚刚开始走下坡路，而曾国藩的声威，也没有像攻破天京以后那样如日中天。看来如果不急流勇退，“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狡兔死，走狗烹”的命运，曾国藩是很难避免的。

清军江南大营被再度摧毁之后，清朝绿营武装基本垮台，至此黄河以南再没有什么军事力量足以与太平军抗衡了，因而清廷不得不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以依靠他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那拉氏上台之后，又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政策，让曾国藩督办四省军务，身负昔日五位钦差大臣的职权，其目的不过是为了调动曾的积极性，事权归一，以易于成功。

但是，自从进军雨花台之后，曾国藩兄弟迅速扩军，到此使曾国荃所属军队由两万余人增至五万人，而曾国藩指挥的部队也由几万人扩大为12万人，除于赣、皖厘金和数省协饷外，增辟粤厘和湖南东征厘金，这就使清政府不能不渐生疑惧，感到这对它是一种潜在威胁。湘军攻陷九滘洲，尤其苏、杭各城相继沦陷后，清政府的这种危机感觉与日俱增，隐隐感到自己的最大威胁已不再是行将失败的太平天国，而是手握重兵、广揽利权的曾国藩了。

清政府知道，虽然湘军总数有30万人，仅曾国藩直接指挥的部队就有12万人，但其军内部派系复杂、各树一帜而因此他的嫡系部队亦不过只有曾国荃的五万之众。

所以，清政府就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迅速提拔和积极扶植曾国藩部下的一名湘军将领，使之与曾国藩地位相近而因此感情疏远，渐渐打破其相互之间的从属关系；清政府对曾国藩的部将和幕僚，如已经死去的塔齐布、罗泽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续宾、李续宜和当时尚在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杨载福、刘长佑等都实行拉拢和扶植政策，使他们渐渐与曾国藩分庭抗礼，甚至互相不和，以便于控制和利用。而清政府对于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的政策则恰恰相反。1863年5月曾国荃升任浙江巡抚之后，虽仍在雨花台办理军务，并未去杭州赴任，这亦本属清政府的意旨，照例是可以单折奏事的。曾国藩遂让曾国荃自己上奏军情，以便攻陷天京后抢先报功。不料，奏折刚到朝廷立遭批驳。清政府以其尚未赴巡抚任，不准单折奏事为由，以后如有军务要事，仍报告曾国藩，由曾国藩奏报。曾国藩恐曾国荃心情抑郁，或言辞不逊，在奏折中惹出祸来，因此特派颇有见识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迅速赴雨花台大营，专门负责草拟章奏咨察事项。

曾国荃攻陷天京后，当天夜里就上奏报捷，本满心以为会受几句赞扬，不料又挨当头一棒。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晚间，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而且清廷谕书用词语气相当严厉。事情发生后，曾国荃部下各将都埋怨赵烈文，以为是他起草的奏折中有不当言辞引起的。赵烈文则认为，这与奏折言辞无关，完全是清政府节外生枝，有意苛求，否则，杭州城破时陈炳文等十多万人突围而去，左宗棠为何不受指责？后幸好有人将李秀成捆送萧营，否则曾国荃更无法下台。

但是，清政府并未就此了结，而却是步步紧逼，揪住曾国荃不放。

数日之后，清政府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尤其严重的是，上谕中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并对他提出严重警告。上谕说：“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这无疑是说，曾国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难以“永保勋名”，“长承恩眷”了。真可谓寥寥数语，暗伏杀机。

他心里很明白，如何处理好同清政府的关系，已成为能否保持其权力和地位的关健，而正确认识并摆脱自己目前的这种危险的政治处境，则是他面临的迫切问题。

曾国荃在功名事业渐趋全盛的时候，还存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心念，这与曾国藩的忧谗畏讥、常怕盈满的想法，恰成强烈的对比。所以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要曾国荃时时以此为戒，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切实实践。由于他在这些地方看得破、认得清，所以他在一开始就有这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戒惧心情了。

曾国藩在削平太平天国之乱，湘军声威达于极盛之时，毅然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理由，奏请清廷裁湘军归乡里，明白表示无挟军权以自重的态度。其实至于湘军的遣散，远在攻克金陵之前，曾国藩兄弟就曾经有所商讨，而非曾国藩个人的最先主张。

裁军最早的动机，当在同治三年正月，金陵合围之后，因为胜利在望，曾国藩此时已可开始思考善后问题。曾国藩在二月初二日致曾国荃信中，确已透露相关考虑。曾国荃则表示速裁全裁，也与其当时郁愤的心情有关，在曾国藩家书中皆可找到二人裁军的蓝图与构想。

金陵克复之后，曾国荃既坚辞任官，申请回籍休养，所部必须裁撤是自然之理。只是曾国荃已先行回籍，而裁军之事，则留给曾国藩料理。由此至少可见，湘军之裁撤与曾国荃的引退有密切关系。

至于遣散湘军，从曾国藩方面的考虑，可简约地作几点分析：

其一，战后遣军，为用兵常规，原为境兵将帅所需考虑，这是根本。

其二，曾国藩既居高位，又建大功获祟爵，原已忧畏权重，岂可久掌兵权，徒增谗忌。其遣散湘军，正所谓保泰持盈之计。

其三，湘军合围金陵，虽成功在望，却反而使神忌鬼瞰，曾氏兄弟实已陷于群疑众谤之中。所以功成之后，更要解兵权以释嫌怨。

其四，金陵城破，湘军将校饱掠钱财，均已非常想返乡置产，既然斗志已懈，锐气全消，这使曾国藩吁嗟于湘军暮气之深。此乃亦不得不裁。

其五，湘军所恃军饷，主要依靠湘、鄂、皖、粤、苏五省厘金，军务完竣，各省纷纷要求裁撤厘局，军饷无所出，无以维系庞大军力；其六，曾国藩既知湘勇不可复用，而与李鸿章相商，让淮军补湘军的弱点。淮军得以不裁，固然是应曾国藩的需要，同时也是李鸿章所希望的。淮军竟然能够不加遣散，实因为李鸿章自有运用经营之法，并非故违国家定制。

曾国藩早已知道，那些清军将领自己不行，又最忌才能，早已讨厌曾国藩这帮书生风头太健，常想惩罚一下他们。清军中有一位高级将领，名叫胜保，每战必败，每败必保，时人称之为“败保”。而他最讨厌曾国藩兄弟。蔡寿祺跟随胜保最久，所以他首先提起弹劾曾国藩。曾国藩先裁湘军，以免授人以柄，就是这个原因。

还有一个比反湘军派力量更大的运动，就是湘军造反运动。反湘军派除提起弹劾曾国藩外，又设法由军机处命令曾国藩，呈报历年经费开支账目。这一招等于是要湘军的命。“打了十多年烂仗，你们不发军饷，由我募捐抽厘，七扯八凑，勉强开支过去。这一笔烂账，请问如何报销？”

湘军将领听到这一消息，无不义愤填膺，决心造反。曾国荃、左宗棠、彭玉鳞、鲍超四人，召开了玄武湖会议，议决肃清君侧。此议虽被曾国藩压下，然湘军将领反清情绪仍没有消除。曾国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毅然裁兵，这也是一个原因。

在裁军上，曾国藩的计谋手法，自是超人一等。他在战事尚未结束之前，即计划裁撤湘军。他在两江总督任内，便已拼命筹钱，两年之间，已筹到500万两。钱筹好了，办法拟好了，战事一告结束，曾国藩便立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分钱，因为裁兵费曾国藩早已筹妥了。

裁兵经费筹妥了，裁兵办法拟好了，只等胜利的到来。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湘军攻下南京，取得胜利，七月初旬开始裁兵，一月之间，首先裁去1。5万人，随后也略有裁遣，人说招兵容易裁兵难。以曾国藩看来，因为事事有计划、有准备，也就变成招兵容易裁兵更容易了。

裁去多少？曾国藩自然不会一次裁光。最高的估计，大概裁去12，约三万人左右，剩下未裁的还有三万人。这三万人，一部分由曾国荃统率；光绪十三年，我们还可见曾国荃有关湘军的奏议；一部分由左宗棠带往西北去了，一部分水师由黄翼升统率；其他中下级干部，转入淮军去了。

由于实际上并未大裁特裁，清廷如果逼得太急了，曾国藩的手下有的是兵，要蛮干完全可以应对，要曾国藩做年羹尧，他是不干的。

但是，军可裁，官不可不做，曾国藩在领兵作战时，一再请求回家为父母服丧终制，而战事终了后，何以从不提及此事，原因仍和他的忧畏有关。

曾国藩在削平太平天国之乱后，皇帝即封他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由于他是事实上的湘军领袖，凡是湘军出身的将领，无论是执掌兵权抑或出征疆场的，都视他为精神上的领导者。然而湘军在裁遣之后，被藏者多至数万，致功名路断，难免有很多人感到心情不满。

但如果他在回到乡间之后，以一个在籍乡绅的地位身份，忽然为一群图谋不轨之人所挟制，并奉之为领袖人物，即使曾国藩知所自处，而对清朝政府来说，也仍然不是保全功臣之道。如果清政府怀有过人的恐惧，曾国藩之辞卸官职，恰表示他的确有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的意愿，那就更容易发生不必要的猜忌了。

所以，曾国藩在此时一方面自动解除兵权，一方面更留在两江总督任上继续为清政府效力，绝不轻言去留，无疑正是使清政府感觉绝对放心的最好办法。试看他在两江总督任内因奉旨剿捻而不以劳苦为辞，一逢军事失利，立即趁机推荐李鸿章自代。亦无非仍是远权势而避嫌疑的做法，不过在表面上不太显露痕迹而已。至此，我们当然要相信曾国藩之功成不居与远嫌避位，正是他的一贯作风了。

曾国藩说：“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

这确是帝王专制时代的残酷现实。所以曾国藩大刀阔斧地裁撤湘军，高官却仍然要做，这也是消除清廷疑忌的一种良方。

咸丰帝曾经仰天长叹：“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当时虽还只是刚刚光复武汉，洪秀全刚走下坡路不久，而曾国藩也还没有光复金陵时那样如日中天，已招致如此隐忧。看来曾国藩防危虑败、制之机先的艺术，的确非常人所能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