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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李鸿章的权变之智（第2页）

曾国藩估计朝廷可能要派他去赴援苏州。四月二十八日（1860年6月17日），曾国藩果然接到十九日（6月4日）朝廷派他署理两江总督，并率部赴援苏州的谕令。就与李鸿章商议陆路分三路进兵，水路还要兴练三支水师。

在运筹中，曾国藩往往举棋不定。五月初十日（6月28日），他上午与李续宜反复讨论湘军对安庆和桐城的围困应不应该撤，怎么也拿不定主意。午饭以后，李鸿章来了，他只用了几句话就将此事剖析明白了，于是曾国藩给胡林翼写了信，确定对于安庆和桐城的围困，要死死地盯住，无论其他战场如何紧张，这两处也不能放松。曾国藩对李鸿章早就很赏识，李鸿章自从入幕以来，朝夕献策，曾国藩更深感他是一个思维敏捷，说理透彻，不可多得的人才。

六月二十四日（8月10日），清政府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节制苏皖浙赣四省军务，曾国藩成为进攻太平军的主帅。

七月初三日（8月19日），曾国藩上奏保举李鸿章，说他“劲气内敛，才大心细”，可以任两淮盐务使实缺。但并不是派他去办理盐务，而是让他去淮阳办理水师，并择地开办船厂，以便用这个水师保护盐场，免得资源落入太平军手中。但后来由于祁门大营危机，曾国藩又奏请李鸿章留营办事。

八月十四日（9月28日），曾国藩派李元度去徽州接办防务。行前，曾国藩对他讲，此去关系重大，务要守住该城，并且对他提出五戒：戒浮、戒滥、戒私、戒过谦、戒反复。没想到刚刚十天，即二十五日（10月9日），李元度就把徽州丢掉，跑到浙江去了。九月六日（10月19日），曾国藩接到李元度的来信，竟还是设词为自己开脱的。曾国藩气坏了，认为他辜负了自己的期望，“此人不足与为善矣”。要求李鸿章再给他拟一道参劾李元度的奏折。

李鸿章认为，李元度带去的是三千名新兵，去对付太平军主力李侍贤一万人的大军，失败是意中之事，理有可恕；李元度过去与曾国藩又患难相共，情有可原。他劝曾国藩高抬贵手，不要入奏。曾国藩认定要秉公处理，连李鸿章的话也听不进去了。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日内因徽州之败，深恶次青，而又见同人多不明大义，不达事理，抑郁不平，遂不能做一事。”在“同人”之前，原来写的是“少荃”两字，说明他原是要写李鸿章“不明大义”的，可见曾国藩此时对李鸿章的不满。但这一改动又说明，不同意奏劾李元度的不止是李鸿章一个人，还有多人。

对李元度处理意见的分歧导致曾李之间的不睦。李鸿章离开祁门大营，去到南昌他长兄李瀚章那里闲住。

李鸿章对曾国藩的意见不只这一件。还有湘军大营设于祁门的问题。

祁门在群山之中，外高内低，是所谓“釜底”，为兵家所忌之地。李鸿章屡次劝说曾国藩移营，曾国藩迟迟不作决定。

咸丰十一年二月，太平军李秀成部进入江西抚州、建昌，省城南昌震动。二月三十日（1861年4月9日），太平军李侍贤部又攻陷景德镇，祁门处于四面包围之中。曾国藩对外联络不通，专函李鸿章，速催湘军悍将鲍超进兵景德镇。

李鸿章趁机劝曾国藩放弃祁门，另移他处，但他不是直接劝说，而是迂回劝说。他专函胡林翼请其代劝。胡于三月十二日（4月21日）致函曾国藩，说道：“李鸿章‘之议颇识时务’，左宗棠建议移驻九江也是把握了形势，但您未必采纳，如果能在湖口或东流设立大营，联络南北两岸则功效必大。”

后来又经曾国藩的亲弟曾国荃来信相劝，曾国藩这才于三月二十六日（5月5日）离开祁门。四月初一日（5月10日），曾到达位于长江边的东流，这里可西溯武汉，东下安庆，联络诸军十分方便。

曾国藩在北京时，就患了皮肤病，身生疮癣。现在驻扎于东流，虽是位于江边，仍然燥热难当，痛痒不止，手不停地挠，几乎无法生活。更兼身边没有李鸿章这样的得力助手，居然感到难以做事了。清夜深思，他虽然仍不能同意李鸿章的意见，但觉得李鸿章能以个人进退来坚持自己的立场，确属性格刚毅，难能可贵。五月十八日（6月25日），他专函李鸿章，劈头写道：“阁下久不来营，颇不可解。”接着剖析说，以公事论，李鸿章仍是淮阳水师的长官，以私事论，李鸿章离开祁门时并没有说不再回来；最后说到自己的身体情况，“鄙人遍身热毒，内外交病，诸事废搁，不奏事者已五十日矣！”情词恳切地请李鸿章速来相助。

面对这样真挚的邀请，又是老师的困难时期，李鸿章再也无法推辞了。

六月六日（7月13日），李鸿章来到东流大营，重入曾幕。下午，他们谈了很多；晚饭后，曾国藩将手上的药洗了洗，又与李鸿章谈了起来。

这一夜曾国藩因与李鸿章之间消除嫌隙、无话不谈而兴奋得不能成眠。

他们连日长谈，大有“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之感。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已经超出一般的师生情感，可以说是无话不说的诤友。六月二十八日（8月4日），李鸿章来到曾国藩的后院，一边乘凉，一边长谈，至二更三点才散。他甚至说到了曾国藩的缺点是“懦缓”，办事总是多谋少断，不能大刀阔斧。

有时，曾国藩不便出面处理的事情，就让李鸿章去处理。例如鲍超从九江率军前来，这么重要的事情他避而不见，却让李鸿章去接见。因为他不满意鲍超不分轻重缓急地跑到这里来。

八月初一日（9月5日），曾国藩得知安庆被攻克。初五日（9月9日），他同李鸿章一起乘船去安庆犒师。此间正值咸丰帝驾崩消息传来，即在安庆大营设立灵殿，安排文武官员们祭奠。在这个特殊时期，他们更是每天长谈。他们的思想是相通的，共同忧虑着时局的安危。

八月十五日（9月19日），李鸿章得到元配夫人周氏去世的消息，回到江西料理丧事，直到九月二十四日（10月27日）才重回安庆。此后，他们继续关注着朝局变化。当他们得知北京发生宫廷政变的消息，咸丰帝临终任命的肃顺等八人被推翻，政权由慈禧和慈安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掌握，他们共同感到“皇太后英明果断，为自古帝王所仅见”，因而“相与钦悚久之”。

前后数载，进进出出，李鸿章坐幕曾府，历练品性，静观时局，时有用兵。其不轻易抛头露面，终悟出藏身玄机，使其终生受用不尽。

善察多变，巧妙应对

做人办事，任何时候都要睁大自己的眼睛，察看周围的变化。这就是说，要能加强自己的预见能力。未来并不是一本合上了的书，大多数将要发生的事都是由正在发生的事所决定的。相对来说，很少有人能通过自觉的努力来设计今后的自己、预测未来的可能性并照此行动。这就要你善于审时度势。掌握好审时度势的艺术还包括看准将来事情会向何处发展，能够抓住现在这个时机采取行动去减少将来的麻烦，或是有助于在将来能得到好处。如果一个人光低头走路，是会吃大亏的。必须观察周围的情形审时度势，防止遭人算计。李鸿章的处世之道是：善察变化！靠什么来察？

就是要靠自己的一双明亮之眼！

光绪十五年正月，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慈禧太后为光绪皇帝举行婚礼，一连欢庆三天。朝中大臣们欣喜异常，个中原因倒不是替皇帝贺喜之故，主要是因为西太后在光绪皇帝婚礼的前三天，便接二连三以自己的名义下旨，对文武官员大加封赏，甚至对死去的王公也加封谥号，对外国驻京师的使者则大摆宴席款待。举国上下“欢声”载道，热闹非凡。慈禧太后可谓用心良苦！

“太平盛世”是她最为称道的事，不惜花费大量金钱。据后人统计，在清朝11个皇帝中，数光绪皇帝的婚礼办得最气派、花费最大。据不完全统计，光绪皇帝的婚礼共花销黄金4126。935两，白银4824183。592l两，铜钱2758吊。何其惊人的一笔数字！

然而，光绪皇帝并不因为西太后为他大操大办婚礼而感到多么高兴，因为在选皇后的过程中，西太后做了手脚，将光绪皇帝并不喜欢的桂祥的女儿、慈禧的娘家侄女立为皇后。这对光绪皇帝而言，无疑是大受污辱，他身为堂堂皇帝，竟不能将自己的意中人立为皇后，这是多么大的笑话！

又是多么大的悲剧！

西太后将亲侄女立为皇后之后，又将那拉氏姊妹俩娶进宫来，给光绪皇帝做妃子，姐姐被封为瑾嫔，晋升为妃；妹妹被封为珍嫔，与姐姐同日晋升为妃。

光绪皇帝结婚，先憋了一肚子火，与皇后的感情非但不好，而且有意疏远她。倒是珍妃，聪颖过人，而且对光绪皇帝甚为理解，因此，深得光绪皇帝宠爱。

这样一来，皇后自然是醋意大发，事事找西太后诉苦，一来二去，西太后为了报复，便毫不留情地鞭打珍妃。帝后之间的矛盾也随之渐渐深化了……

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三日（1889年3月4日），光绪皇帝在太和殿举行“亲政”大典。这样一来，表面看上去，西太后是“归政”了，可实际上，西太后一天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权力。光绪皇帝“亲政”之后，满朝文武没有几个人把他放在眼里，西太后依然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不知怎么形成了一种规矩：凡是大臣给皇帝的奏折务必一式两份，必须呈送西太后一份，甚至光绪皇帝要任命什么官员都要禀明西太后。

李鸿章不会想到，这场“帝后之争”，居然会涉及他的利益。

慈禧“归政”的最大愿望莫过于颐养天年了，而她选定的却是颐和园。修园子前后的花费一共是3000万两白银。李鸿章几年来少领的海军军费不下几百万两，另有“海防捐”数百万两，都滚滚流进了昆明湖。

庞大的海军军费被建成了园子，光绪皇帝从内心里对李鸿章自然有了一点忌恨。因为李鸿章的所为，恰恰表现了他是太后的人，把钱给太后修园子，明显便是站在太后一边，这是对光绪皇帝不利的。

在几次正面交锋之后，李鸿章看到了这一点。皇帝，在他看来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在一定意义上，太后是无法与之相比的，可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孱弱的光绪皇帝，比起慈禧太后来，也就显得稚嫩得多，甚至比起他李鸿章来，也不过是个懵懂顽童而已。

李鸿章自恃为几朝元老，认为光绪皇帝纵然瞧他别扭，也终不致对他怎么样，因此对光绪皇帝采取了泰然处之的态度。

在李鸿章看来，在任何时候，面对任何情况，都必须睁大眼睛，善察多变，巧妙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