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零小说

第六章 人要识时务喜新厌旧不为过（第5页）

时务学理论认为，任何世事的构成或运动变化都是由系统内外条件和多种因素决定的。当某些条件和因素达到一定的排列组合和结构状态时，只要从系统外部再加入一定的能量、信息或物质，整个世事就会发生结构上的重大变化，而身处局内之人可能就会因此而被卷入这一变化之中。即将发生变化的这一转折点称为“世事”。“世事”的事机对应着的时间数轴上的某一点，被称为“时机”。事机和时机统归于时务的涵盖之下。时务在事机和时机之上更具有待选择、决策和行动的意味。抓住时机和事机选择、决策和行动，能达到更高的工作效率，不仅时效高，效能大，运动的势能强，而且实现预期目标的可能性最大。任何世事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时机和事机，尤其是对人生选择、经营决策、计划实施等至关重要。能够较准确地识别时机和事机的到来，并据此作出人生抉择，即为识时务的俊杰。

时务中最重要的是时机问题。准确地把握时机，便能事半功倍；一旦失去时机，两手空空一无所获不说，走向失败甚至毁灭的境地也不无可能。而良机不能坐等，捕捉时机，转移视角或重新选择都贵在积极的行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时机具有开放价值，它对每个人都公正无私，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和驾驭得好，其原因正如著名生物学家巴斯德所说：“机遇只偏爱那些有准备的头脑。”只有辛勤劳动、反复思索，才能抓住灵感，赢得最佳时机。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因坐失良机和不思变通而留下了千古悔恨和终生遗憾。

孙中山、郭沫若、鲁迅，早年都是学医的，但由于人们的生活环境及条件的变化，各自都先后进行了人生大目标的调整。

孙中山后来投身政治，为推翻清王朝，创建中华民国，作出了巨大贡献，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

鲁迅转而献身文学，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倡导者之一。

郭沫若则亦文亦政，既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巨匠，又参加过南昌起义，担任过新中国中央政务院副总理等高级领导职务。

以上三个成功者，都先后把学医之志调整了。

毛泽东早年想当好一个教师，学的也是师范，后来却转向闹革命，成为大军事家、政治家。

王朔是当代中国市民文学的知名人物，可后来也改行从事影视公司经营工作，当起“总经理”来了。

人要成功，就要审时度势，睁大眼睛，不断进行人生步伐的调整。只要能识时务地调整，就一定会使自己找到通向成功的快捷方式，只要是识时务地改变，就一定会使自己踏上通往成功的快车。

9、遇见“明主”就要忠心不二

做人不可愚忠，但也不可频繁换主，如果你有幸遇到了“明主”，还是应该死心塌地跟着，不可一山还望一山高，到头来什么都没有捞到，这是做人的大忌。

做人要懂人情世故、善于变通，但这并不是让你投机取巧，不劳而获。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获得人生和事业的成功，所以找到“明主”之后最好死心塌地跟着，“贞观之治”年间的著名宰相房玄龄，便是这样一位深谙人情世故、懂得做人玄机的人物。

房玄龄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得力助手，他与杜如晦被人合称为“房谋杜断”，一时被传为佳话，他一生至忠至勤，在唐太宗年间做了二十年的太平宰相，尤为可贵的是，他能够善始善终，这在斗争激烈的封建官场是十分难得的。

隋朝末年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的时候，房玄龄正在隋朝的隰城（在今山西汾阳）当官。李渊派其子李世民（后来的唐太宗）带兵去平定渭水以北地区，房玄龄经过分析比较，认为隋朝灭亡只是迟早的事，而在诸多起义军中，唯有李唐政权深明大义，极得民心，又能礼贤下士，将来必定能据有天下，于是，他就毅然抛弃了隋朝的官位，投奔了李世民。房玄龄的这一“弃暗投明”便正是他一生发迹的起点。

公元630年，即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以后的第四年，房玄龄被提升为尚书左仆射，行宰相之职。

对于朝廷上的一些事，他几乎事无巨细，不仅定期审查吏治、司治的得失优劣，甚至连宫室的营选、武库里的存储数目，他都要一一过问。史书说他“事无巨细，成当留意”，其认真负责的精神，着实令人感动。

房玄龄心地一片赤诚，为人胸怀宽广，善于团结同僚，容易与人共事，并且注意发挥别人的长处。如，经他推荐的杜如晦，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史书上称他“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房玄龄就注意发挥他善于决断的长处，每和太宗有所谋划，都要等杜如晦前来定断，用房玄龄的话来说，就是“非如晦莫能筹之”，而杜如晦的很多看法，往往与房玄龄不谋而合。“房谋杜断”，相得益彰，他们两人的密切工作，与勾心斗角的官场习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成为广为流传的佳话。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房玄龄病危，太宗不断派人看望，并亲自去探望，于房玄龄临死前与他握手叙别。房玄龄死时，“太宗对之流涕”，足见君臣感情之深。

人言官场险恶，官场如战场，其实并不尽然，其主要条件应看处于什么样的朝代，得遇什么样的君主，更主要的还是自己的态度。以曹操之“奸”，尚有许多人忠诚于他，尚有许多人在他手下得以善始善终，何况侍奉别的君主呢？由此看来，官场机诈，宦海“三忌”，都是存在的，但也不是绝对无法避免的，至于如何避免，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俗话说太平天子易做，太平宰相难当，但房玄龄稳稳当当地做了二十年太平宰相，且身后哀荣无限，实在是中国古代大臣里善始善终的典范，他能做到如此，一方面是因为他懂世故，及时弃暗投明，抛弃腐朽的隋朝投奔了开明的唐太宗，这一选择为他的一生开了一个好头；另一方面是他能够勤勤恳恳地跟随太宗皇帝，这是他得以荣宠一生的根本原因。

为官之道，择主固然重要，但踏踏实实做事却是实现人生理想的根本所在，悟透这一处世玄机的人将注定有所作为。

10．择主依时而变，还要懂得进退之道

在权力的角斗场上总是弥漫着血雨腥风，一着不慎便可能招致全盘皆输甚至招来杀身之祸。识时务之人应当懂得选择明主，同时还应懂得人情世故，把握好进退。

唐朝著名诗人王翰在其《凉州词》中写道：“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确，战争的残酷会让那些远征的战士受尽磨难，甚至客死他乡，陈陶《陇西行》一句“可怜无定河边骨，尤是深闺梦里人”便道出了战争的残酷和辛酸。

所以除了要选择明主之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做人要懂得人情世故，把握好进退的分寸。否则，一旦成了你“主子”的眼中钉，就可能惹祸上身，难以终老。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新兴王朝诛杀功臣的事例比比皆是，但也有不少功成身退，落得圆满结局的精明之人，春秋时期的范蠡，便是一个典范。

范蠡是楚国宛人，年轻时就显示出不同凡响的才智。为了不苟同于世俗，佯装狂痴，潜心博览群书，探讨济世经邦之策，隐身待时。

勾践即位后，时机来了。越国大夫文种到宛访求人才，闻得范蠡名声，便亲自前去拜访。起初，范蠡不知文种是否有诚意，于是一再回避。后见文种求贤若渴，于是亲迎文种，二人终日而语，纵论霸王之道，志同道合。文种将范蠡举荐给越王勾践，成为勾践的股肱之臣。

范蠡追随勾践二十多年，军国大计多出其手，为灭吴复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官封上将军。作为一名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和对人生社会具有深刻洞察力的思想家，凭借他多年的从政经验，深深知道功高震主的道理。灭吴之后，越国君臣设宴庆功，他看到群臣皆乐，独勾践郁郁寡欢，立即猜到勾践的想法。勾践在谋取天下之时依靠群臣之力，而今天下已定，他不想把功劳归于臣下。常言道：“大名之下，难以久安。”范蠡觉得自己名声太显赫，不可久留于越国，何况他也深知勾践的为人是可以共患难，而难以同安乐，于是，毅然决定急流勇退。他给勾践写了一封告退信，说：“我听说主人心忧，臣子就该劳累分担；主人受侮辱，臣子就该死难。从前，君王在会稽受侮辱，我之所以没有死，是为了报仇雪耻。现在仇已报、耻已雪，我请求追究使您受会稽之辱的罪过。”

越王对范蠡恋恋不舍，他流着泪说：“你一走，叫我倚靠谁？你若留下，我将与你共分越国。”

范蠡对宦海沉浮，洞若观火。他一语双关地说：“君行其法，我行其意。”他不辞而别，驾一叶扁舟，入三江，泛五湖，人们不知其所往。然果不出他所料，在他走后，越王封他妻子百里之地，铸了他的金像置于案右，比拟他仍与自己在朝议政。人走了，留下一尊无害的偶像，可以崇拜，借此沽名钓誉。但对还留在朝中的功臣，勾践则是另一种态度。

范蠡泛舟江湖，跳出了是非之地，秘密来到齐国。此时，他想到了有知遇之恩，且风雨同舟二十余年的文种。他给文种修书一封，写道：“物盛而衰，只有明智者了解进退存亡之道，而不超过应有的限度。俗话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鹰眼狼步，可以共患难，不可同安乐，先生何不速速出走？”

范蠡和文种对待名利不同的见解和眼光，便导致了两种不同的人生结局，给后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经验和教训。择主固然重要，但必要时敢于急流勇退，更是做人的一种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