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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法十二 从来高处不胜寒还需防患于未然（第1页）

§心法十二从来高处不胜寒，还需防患于未然

虽然无限风光在险峰，但高处确实不胜寒，因而越是身居高位的人，就越要时刻让自己保持警醒。我们做人为官，应深知“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言不可极，极之而衰”的道理，在如日中天之时，不要忘记在内心给自己画上一道警戒线，提醒自己什么可以逾越、什么不能越雷池半步，以避免撞上南墙，悔之晚矣。

峣峣易折皎皎易污，才高自敛可保周全

“灵芝与草为伍，不闻其香而益香，凤凰偕鸟群飞，不见其高而益高。”人生于世，唯有善藏者，才能一直立于不败之地！有道是“君子之才，玉韫珠藏。”所谓君子，必是高深修养之人，他的心地应像青天白日一样光明，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相反，君子的才华则应像珍藏的珠宝一样，不应该轻易炫耀让别人知道，否则必会走向取祸之道。曾国藩身居高位，若不懂得才高自敛，取“龙蛇伸屈之道”，恐怕是很难全身而退的。

正所谓“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那些品行高洁犹胜白玉之人，往往容易受到污损；那些性情刚直不阿之人，极易横遭物议。对此，世人很形象地描绘道“出头的椽子先烂”。文人墨客感怀于此，说得更是凄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人必非之。”

做人还是含蓄、低调一点好，切不要锋芒毕露。要知道，锋芒在彰显个人才华的同时，很容易刺伤身边的人，激起他们的忌妒心理，这岂不是自找苦吃？会为人者，应懂得锋芒内敛，韬光养晦，以免成为别人的眼中刺、肉中钉。

《菜根谭》说：“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谁标榜自己的个性是外露还是含蓄，也不可能随便给谁贴上标签。相反，大多数人都在追求外露型与隐忍型两种合一的为人规范。给人留下直爽印象的人，骨子里可能隐藏着什么不便明言的小秘密，而那些让人老觉着阴险的人，则可能张口就称自己是个直肠子。其实，这就是一种深藏不露的处世哲学。有些人为了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韬光养晦’，长线投资。这类人中不乏‘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之徒，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他们常以圣人般的言行出现在人们面前。生活上，勤俭克己；工作上，推功揽过；处世上，左右逢源。但一旦自己的地位变了，就会变本加厉地寻求补偿。”

曾国藩藏锋的“龙蛇伸屈之道”，是一种自我保护、自我实现的生存之道。实际上藏锋守拙与锋芒毕露，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处世方式。锋芒引申为人显露在外表的才干。有才干本是好事，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在恰当的场合显露出来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带刺的玫瑰最容易伤人，也会刺伤自己。露才一定要适时、适当。时时处处才华毕现只会招致忌恨和打击，导致做人及事业的失败。

走直线虽最近，但也最难。急于求成的人最难以克服的弱点就是不分时间、地点、场合地表现自我，自高自大，不懂得龙蛇屈伸之道。为此，曾国藩始终主张不可表现欲过强。《扬雄传》云：“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龙蛇者，一曲一直，一伸一屈。如危行，伸也。

有志于做大事业的人，可能自认为才智很高，但切记要含而不露，该装傻的时候一定要装得彻底，有了这把保护伞，何愁事业不成功？

为人应力戒表现欲太强，这在曾国藩所谈的处世禁忌中，第一条就已谈到不喜好夸夸其谈，到处表现自己。另外，曾国藩还说：人只要稍微有些才能，就想要表现出来，以显示与别人的不同。就像孔雀因为自己的美丽，总喜欢在众人面前展示一样。争强好胜的人这样，追逐名誉的人更是这样。同当士兵，就想着要高出于同列。同当小军校，就想着要在军校中获取成功性格。同是将军，就想着比别的将军略胜一筹。同是主帅，也仍想着要比别的主帅高明。尽管才能有大小浅深的差别，但他们共同的一点是不知足、不安守本分。能打破这种世俗的风气，就能和他谈论用兵之道了。

曾国藩的处世，深谙龙蛇屈伸之道，他说：“处兹大乱未平之际，唯当藏身匿迹，不可稍露圭角于外，至要至要。”他说，大家在一起交往，如果一个人老是自以为是，以自己为中心，处处争强逞能，不给别人以表现和施展的机会，那么别人很快就会对他产生反感，将来一起合作共事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他经常研讨《周易》，他对其中的“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深有同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思想修养好的人，语言简洁，不乱发议论；而性情浮躁的人，滔滔不绝，却言之无物。

嫉贤妒能，几乎是人的本性，所以有才华的人会遭受更多的不幸和磨难。

锋芒外露，显然不是处世之道。自恃才华，**不羁，人们难免会觉得你轻浮、不靠谱，一不小心还会招致横祸。杨修如何？其人才思敏捷，聪颖过人，才华、学识莫不出众，单从他数次摸透曹操心思，足见其过人之处。然而，他恃才放旷、极爱显摆，最终落得个身首异处、命殒黄泉的下场。由此可见，做人必须要事事谨慎、时时谦虚，尽量将你刺眼的光芒隐藏起来，如此才是明哲保身之道。我们每个人都想成就一番事业，可成功难免招致忌妒，当受到别人忌妒时，倘若你依旧不懂韬光养晦，那很可能就要大祸临头了。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可见人不知我，心里老大不高兴，这是人之常情。于是有些人便言语露锋芒，行动也露锋芒，以此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更有一些深藏不露的人，好像他们都是庸材，都胸无大志，实际上只是他们不肯在言语上、在行动上露锋芒而已。因为他们有所顾忌，言语露锋芒，便要得罪旁人，得罪旁人，旁人便成为阻力，成为破坏者；行动露锋芒，便要惹旁人的妒忌，旁人妒忌，也会成为阻力，成为破坏者。表现本领的机会，不怕没有，只怕把握不牢，只怕做的成绩，不能使人特别满意。易经曰：“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无此器最难，而有此器，却不思无此时，则锋芒对于人，只有害处，不会有益处。额上生角，必触伤别人，不磨平触角，别人必将力折，角被折断，其伤必多。锋芒就是额上的角，既害人，也伤己！

正所谓“显眼的花草易招摧折”，自古才子遭嫉、美人招妒的事难道还少吗？所以，无论你有怎样傲人的资本，你都没有炫耀显露的必要。如若这时你还不能及时醒悟，赶紧用低调的策略保护自己，你就是将自己置于吉凶未卜的漩涡急流当中，到时，即使你想抽身也难了。

谦谦君子泰而不骄，在胜人处不可求强

“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因此便有“谦谦君子”之说。“谦”是传统美德，“假谦”自然也威力无比。其一，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易于团结人；其二，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易于骄敌；其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易使敌疏于防备，伪谦假恭皆出于迷惑政敌的官场斗争需要，攻则出其不意，守则无懈可击。曾国藩深知清廷猜忌汉臣，因而轻易不会与人交恶，这也是迫不得已之下的明哲保身之道。

永争第一是绝大多数人竞争的一种性格，但成大事者不在于处处争强，而在于适当地保存实力，在最需要的地方争第一。

处处要争第一名就是争强好胜。争强好胜的性格特点如果控制得好的话，可以帮助一个人在人生道路上永葆充足的动力。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争强好胜也不例外，如果不能对它加以有效控制的话，它也很可能会成为影响我们正常发展的一个弱点，成为我们得罪别人的性格弱点。

1868年5月16日，曾国藩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其后，由于筹办“剿”捻的后路军火有功，封予他云骑尉世职。在一年中数迁，曾国藩可谓荣耀之极，这也表示清政府似乎对他很重视。可是，恰恰相反，他感觉到有一个阴影一直围绕着他，就是曾国荃弹劾官文一事。

官文是满人，在汉官密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深得清政府的器重，授以湖广总督之职。胡林翼任湖北巡抚时，知其不可动，遂处处推美让功，以笼络官文，使得湘军在诸事上均比较顺利。胡林翼死后，官文与湘军维持着表面的和气，但实际上已变得十分疏远。此次，曾国荃接任湖北巡抚，与官文同居一城，骤然间双方的关系紧张起来。

因为湖北按察使唐际盛与曾国荃的至友黄南坡仇隙很深，于是唐际盛便怂恿官文，奏请曾国荃帮办军务，以使其离开武昌，免于督抚同城。由此，曾国荃便与官文结怨，并伺机进行报复。

曾国荃先是奏参唐际盛，接着就弹劾官文。由于曾国荃营中无文员，奏折草拟后无人商量，恰逢曾纪泽在营中，但又不知参劾官文后的政治利害，因此奏折发出后，语句多不中肯，且文句冗长，首尾不相顾。曾国藩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中载道：原折沅公亲笔，而刚（曾纪泽）所商定，并为缮写，以贪庸骄蹇，欺罔徇私，宠任家丁，贻误军政，循例纠参装头，后列各款，语多不中肯，文句亦冗沓拖长，首尾不相顾。曾国荃怕曾国藩知道后，阻挠其弹劾官文，因此故意背着他。外间知道曾国荃参劾官文后，不仅湖北的士绅持反对态度，就是曾国藩的门生故吏也认为此事大为不妥。曾国藩十分担忧，唯恐由此开罪了满洲贵族，于以后不利。因此，曾国藩在事先和事后均表示出忧虑之情，不太赞同此举。在1865年9月《致沅弟》的书信中。他嘱咐曾国荃说：“顺斋排行一节，亦请暂置缓图。”原因是：“此等事幸而获胜，而众人眈眈环伺，必欲寻隙一泄其忿。彼不能报复，而众人若皆思代彼报者。”总之，“弟谋为此举，则人指为恃武功，恃圣眷，恃门第，而巍巍招风之象见矣，请缓图之。”随后，曾国藩又在给曾国荃的书信中说：“顺斋一案，接余函后能否中辍？悬系之至。此等大事，人人皆疑为兄弟熟商而行，不关乎会晤与否。”再过十天，曾国藩已得知奏参官文之折已发，反复叮嘱曾国荃：“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一再告诫：“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曾国荃的性格是，一旦他认定了的事就非干不可。他陈述自己为何要参劾官文的出发点是：“臣窃维端揆疆寄，乃国家之重臣，非于军务、吏治、国计民生、地方安危，确有关系，虽至愚极戆，何敢曝其所短，轻列弹章？”进而，他在奏折中具体列举了官文七条罪状。事情发生后，经反复筹思，曾国藩便“密折保官（官文），请勿深究”。可是，曾国藩此举，却引起了外间的纷言，一时间曾国藩“劾老九”之语，纷纷扬扬，使得曾国藩无言以对，只有“麻木不仁处之”，以静观时变。

军机处派出专查此案的钦差，则“字字开脱，列据各司道文武禀覆供词，以驳原参，几无一事稍有影响，连阅前后两折，直如儿戏，直足令人喷饭”。甚至有人认为曾国荃指责官文“肃党”一事不实，要求照例反坐，治曾国荃诬陷罪。

慈禧那拉氏心里清楚，此次参劾纯属湘系与满洲权贵之间的权力之争，而捻军正盛，还需要利用湘淮两军出力，因此，开去官文的湖广总督职，留大学士衔，回京后又令其掌管刑部，兼正白旗都统，实际上对官文并没有什么损害。

但令曾国藩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此后不久，一大批湘军官员纷纷被开缺回籍，如陕甘总督杨岳斌、陕西巡抚刘蓉、广东巡抚郭嵩焘、湖北巡抚曾国荃、直隶总督刘长佑。这不由得使曾国藩警醒起来，他觉得这有可能是参劾事件所引起的后果。曾国藩在给郭嵩焘的信中写道：官相（官文）刚才有署直隶之信，不知印渠何故开缺？近日厚（杨岳斌）、霞（刘蓉）、筠（郭嵩焘）、沅（曾国荃）次第去位，而印（刘长佑）复继之，吾乡极盛困难之耶，思之悚惕。这不能不使曾国藩为自己的末路忧心，而且他日益感到朝廷对自己的冷淡和疏远。对为官不得罪宦室更有了一层深切的体验。9月13日，曾国藩奉到上谕：“著调补直隶总督，两江总督著马新贻调补。”曾国藩深知，由两江调往直隶，这并非是对自己重用，而身在直隶，上下瞩目，只恐难以任久。可及早辞谢，又难于为陈请开缺的措辞。所以，曾国藩选择了不以胜人为胜，而是以退为进，极为聪明。

有些人信奉强者之美，认为做人就该多为自己着想，多多地表现自己，至于别人怎么看自己根本无需在乎。须知，这种为人处世的态度是存在很大弊端的，试想，一个不顾及别人感受的人又怎能获得别人的认可呢？

在生活中，每个人都应当学会不必处处胜人。拿破仑的家务总管康斯坦在《拿破仑私生活拾遗》第1册73页曾写道，他常和约瑟芬打台球：“虽然我的技术不错，我总是让她赢，这样她就非常高兴。”

我们可从康斯坦的话里得到一个教训：让我们的顾客、朋友、丈夫、妻子，在琐碎的争论上赢过我们。

争强好胜不可能消除误会，只有靠技巧、协调、宽容，才能消除误会。

正如林肯所说的那样，“任何决心有所成就的人，绝不会在私人争执上耗时间，争执的后果，不是他所能承担得起的。而后果包括发脾气、失去自制。要在跟别人拥有相等权利的事物上，多让步一点；而那些显然是你对的事情，就让得少一点。与其跟狗争道，被它咬一口，不如让它先走。因为，就算宰了它，也治不好你的咬伤。”

争强好胜虽然说是人的共同心理，但也要注意尺度与分寸。如果只是一味热衷于自我利益，处处都要争强，傲慢他人，对他人不屑一顾，这样很容易给人造成骄横跋扈的印象。所以在与人相处时，得让人时且让人，这样才能真正赢得别人的赞赏与好感。倘若总是与人针锋相对、抢着出风头，就会遭到别人的怨恨，使自己陷入尴尬境地。

安危相易祸福相生，居安思危有备无患

“安危相易，祸福相生”。倘若福祸的初始可以被觉察到，那么我们就可以提前预防，并在危险没有形成的时候就避开它，不过这是需要大智慧的。人们在危险的萌芽阶段，往往浑然不知，而在危险来临时，则束手无策，大受其害。倘若我们平日能多留点心眼，谨慎处事，小心做人，敏感地觉察到事物的变化，那就可以将灾祸化于无形了。曾国藩对此显然有所准备，他一贯主张：“盛时常为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此二语也。”若非如此，上场只念上场时，盛时上场作威作福、为所欲为，他便不可能善始善终。

护身之道，因人而异，因时而别，凡是善于护身的人都知道这一点秘密，一定要把心中的秘密藏在最隐秘的地方。

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善谋国也善谋身。他在业成功垂之后，不仅不居功自傲，还能自谦相让，实在难能可贵！对于张良的功成身退，史家多有褒贬，说法不一。但是作为一个谋略家，张良是非常懂得权衡利弊关系的。在国家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身体不好，年迈知退，让位后人，现在看来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智者虽然获取了成功，但是要预先给自己留有一条出路，想到自己不曾获取成功性格的时候那种尴尬和难受，这样才能更加珍惜自己眼前的所获。曾国藩并不想一时荣耀，而是想一生荣耀。因此，他能凭借自己犀利的眼光，看出人生的几条路来。这是一种无法匹敌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