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执政期间,吕不韦表现出杰出的政治家才能,励精图治,富国强兵,使秦国的政治、军事力量得到进一步充实、发挥,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有力地推进了秦国统一中国的事业。
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元年),吕不韦刚刚帮助子楚登上王位,就发生了“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的紧张局面,秦国受到了来自外部的严重威胁。东周君是周赧王被秦昭襄王灭掉后所保留下的周王朝的残余,虽实际上只是小国之君,但所用的周王朝的旗号还是颇有影响力的,所以能把各诸侯国纠结在一起进攻秦国。吕不韦临危受命,亲自指挥秦军进攻东周君,彻底清除了周王朝的这支残余,将其地并入秦国。
同年,秦国又派大将蒙骜率兵伐韩,取得东方的重要城市成皋与荥阳,建立三川郡。这两座城市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由于取得这两城,秦国的边界已接近魏国国都大梁,使魏国暴露于秦军威胁之下。
公元前248年(秦庄襄王二年),蒙骜率秦军乘胜东进,攻克魏国的高都、波二城,夺取赵国的榆次、新城、狼孟等37城。
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三年),秦国又以大军攻韩,大将王龅攻克韩国的上党,大将蒙骜攻克韩国的晋阳,并以狼孟等37城及太原、晋阳等地建立太原郡。
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元年),秦王政“年少初即位”,秦国新拓疆域内的不稳定因素趁机活跃,发生了“晋阳反”事件。蒙骜率军很快平定叛乱,巩固了秦国的新拓疆域。
公元前245年(秦王政二年),秦军进攻魏国的卷,取得“斩首三万”的重大胜利。
公元前244年(秦王政三年),秦军攻取韩国13城。
公元前243年(秦王政四年),蒙骜率军经数月围攻战,夺取了魏国酸枣。
公元前242年(秦王政五年),秦军接连攻占魏国的长平、雍丘、山阳等20城,建立东郡。秦国自从建立东郡,国土就与齐境相连,对韩、魏两国国都形成三面包围的形势。
公元前241年(秦王政六年),韩、赵、魏、燕、楚五国结成反秦联盟,由赵国名将庞熳统率五国联军共同击秦,一直攻到秦国的蕞。但秦军一反击,五国联军即后撤、解体。赵军回过头来进攻齐国,夺取绕安而归。秦军攻取了魏国的朝歌,灭掉了魏的附庸小国卫国。此后,东方各国再无力组成联盟,联合进攻秦国了。
公元前240年(秦王政七年),秦军攻取赵国的龙、孤、庆都。
公元前238年(秦王政九年),秦将杨端和攻占魏国的首垣、薄与衍氏。
在这12年中,秦军只吃了一次大败仗。那是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三年),秦将蒙骜攻魏,魏国信陵君无忌率赵、魏、韩、楚、燕五国联军败秦军于河外,追至函谷关而还。
秦国在军事上的这一系列胜利,标志着自商鞅变法后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秦国已进入凯歌行进的全盛时期。而秦国的全盛,是同吕不韦的名字联在一起的。吕不韦的门客司空马,后来到了赵国任守相,与赵王谈到“文信侯相秦”后秦、赵两国综合国力的对比。司空马一口气提出七个问题:“赵孰与秦大?”“民孰与之众?”“金钱粟孰与之富?”“国孰与之治?”“相孰与之贤?”
“将孰与之武?”“律令孰与之明?”赵王也一口气回答了七个“不如”。可见吕不韦治理秦国的政绩,在当时为各诸侯国的公认。
哪怕是敌对国,也只有低头服输。
吕不韦之能有力地推进秦统一中国的事业,除了秦国原有的基础外,主要在于他的内政、外交确有一套富有远见的方略。
吕不韦十分重视农业经济的发展。在吕不韦辅佐秦庄襄王时,起用韩国水利专家郑国,设计、开凿了著名的郑国渠。这是秦国继秦昭襄王任用李冰为蜀守兴建都江堰之后所完成的又一大型水利灌溉工程。据《史记·河渠书》记载:“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吕不韦善于网罗人才、任用人才。他利用手中的大权,从东方各国广招宾客,养在自己门下。这些宾客所享受的待遇很高,有的还委以官职,前面提到的司空马就曾任司书。因此,来者甚众,多至三千人。他们把各国的文化、思想、学说带到了秦国,为吕不韦出谋划策,构成了吕不韦的思想库。这些宾客对推进秦统一中国的事业起了积极作用。甘罗出使说赵的故事,便是一个例子。当时,吕不韦为了进攻赵国以扩大河间之地,决定秦、燕两国结为联盟。燕国送燕太子质于秦国,秦国也遣使至并国,准备共同伐赵。年仅12岁的小门客甘罗,利用这一形势,自告奋勇出使赵国。他向赵王晓以利害,指出:在秦、燕两国结盟之后,赵国的处境相当危险。而秦国与燕国结盟,只是为了进攻赵国以扩大河间之地。如果赵国能献给秦国五座城以扩大河间之地,以此请求秦国送还燕太子,取消与燕国的联盟,就反能以“强赵攻弱燕”了。赵王采纳了甘罗的意见,立即割让五座城给秦国,秦国也很快送还燕太子。秦燕联盟一破裂,赵国便大举攻打燕国,“得上谷三十六县,与秦什一”。秦国不曾动用一兵一卒,就分别从赵、燕两国获得一大片土地。小甘罗立了大功劳,由此而流誉千古。1958年,毛泽东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谈到“年轻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时,所举的第一位少年英雄就是甘罗。毛泽东称赞甘罗“有主意”,“到赵国解决了一个问题”。
吕不韦在使用武力征伐、扩大秦国版图的同时,对一些战败者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措施。例如,在灭东周之后,吕不韦没有杀掉东周君,而是“以阳人地赐周君,奉其祭祀”。又如,在灭卫之后,秦国让卫君角“率其支属,徙居野王”。这些措施,与公元前260年(秦昭襄王四十七年)秦将白起于长平大败赵军后将赵军40万降卒全部活埋的暴行相比,可以说是仁义之举了。这反映出吕不韦开始对秦国的基本国策进行某些调整,在奉行法家“强国之术”的同时,又揉进了一些儒家“施仁政”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