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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政治与道德的关系（第3页）

文君小姐的内心在激烈的斗争着，她知道，司马相如正在等着自己，是等父亲将自己许配给程郑家的花花公子呢？还是今夜就到相如那里去呢？她反复地自问，一时间，她又反复地吟咏起那曲《凤求凰》来。

鸡快要叫了，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文君毅然站立起身来，收捡行装，直奔都亭与司马相如相见。司马相如尚未安寝，已在思念文君，忽闻敲门声，连忙起身开门，忽见文君从天而降，真是喜出望外，忙将文君让入室内，走到文君面前，鞠躬行礼。文君也含羞答礼。相如、文君在亭中缠绵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因怕卓家闻知，前来问罪，遂打点行装，离开临邛，返回成都。

卓王孙一夜间丢失了女儿，派人四处寻找，后来得知，女儿已随司马相如私奔外逃，当时气得暴跳如雷，但家丑不可外扬，只得忍耐。

卓文君随着相如来到成都，总以为他曾在长安作过显官，家中定有些财产。岂知到家一看，除了几间破屋尚可容身外，别无他物。自己也因仓猝外逃，没能多带金帛。但事已至此，只得拔钩沽酒，脱钏易粮，与相如勉强度日。不久，文君随身所戴饰物快卖完了，生活日趋贫苦。文君见此，颇感凄凉，于是对相如说：“君贫寒至此，终非长策，不如再回临邛，向我兄弟们借点钱财，也好设法谋生。”相如心知文君自幼生长富家，能随自己过如此清贫生活，已经不易。听文君如此说，也只好同意。到了次日，二人收拾行装，准备起程。此时，相如身边，除了一琴一剑、一车一马外，已无别物，于是与文君登车驱马，往临邛驰去。到了临邛，二人暂住旅店，遂向店主打听卓家消息。店家与相如、文君素不相识，便直言相告道：“卓女私奔，卓王孙几乎气死，发誓说：‘女儿不孝，我不忍杀死，但却一文钱也不给。’”相如听后，心想，卓王孙如此无情，文君也不便再往兄弟处借钱。我不如与他女儿抛头露面，就地开一家酒肆，损他尊严，丢他脸面，直到他情愿拿出钱财来！主意拿定，遂找文君商量。至此，文君也没更好办法，只得依了相如。相如当即将马车卖了，当作资本，租借了房屋，治办了器具，悬挂了酒旗，选了一个吉日，酒店便开张了。

酒店开张后，文君淡妆浅抹，当垆卖酒。相如也脱去长衫，换上短衣，与所雇的3个酒保忙里忙外，招待客人，生意做得还颇为红火。

酒店开张不久，有些客人便认出了卓文君。于是卓家小姐卖酒的消息便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传到了卓王孙耳中。卓王孙听后大惊，忙令家人前往查看。家人回报，果是文君。卓王孙顿时感到面上无光，十分难堪，自此闭门不出，常在家中唉声叹气！有些亲友劝卓王孙说：“足下只有一男二女，何苦令文君出丑？况文君已失身长卿，往事何必再究？长卿曾作过显官，近因倦仕归家，暂时落魄，但人才却是难得，且又为县令好友，怎见得会埋没文君终身？足下不愁钱财，如给予周济，不是便可变辱为荣了吗？”卓王孙听后，无奈相从，于是立拨童仆百人，钱百万缗，及文君嫁时的衣被财物，一齐派人送往酒肆之中。

相如、文君得了许多财物，立即关闭了酒肆，购置了车马，又返回了成都。

二人一到成都，立即购田产、盖房舍、辟园圃，成了当地一富翁。

后来，司马相如应征入朝，做了词臣，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

卓文君不顾一切同司马相如私奔，可以说是严重的不守妇道，不合礼教的行为。司马相如以琴挑逗良家妇女，应该说也不是什么道德君子。然而，人们似乎并不在乎这些，倒是他们追求真挚爱情的勇敢行为打动了无数男男女女的心，在人们的心目中树起的是美丽动人的形象。看来，人性之美，并不是一两句空洞的道德教条所能压抑的。

感悟：

“宝黛遗恨，陆游与唐婉的悲歌绝唱”徒然让人惋惜，惋惜终归是惋惜，并不为人所提倡。而“文君私奔”在当时固然为人所不齿，今天看来仍具有积极进步意义，是一种对爱情、对生活的追求，把黑沉沉的封建礼教撕了一个缺口。诚然，我们所提倡的是真爱，是一种人生最美好的结合。

4。长子继承制是谁的错？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就是长子继承制。其实，大家都知道，这完全是为了维护当时的封建秩序而形成的习惯，根本不是从治理国家的角度去考虑的。哪个皇帝又敢确定自己创造出来的大儿子就是贤明的呢？

中国的绝大多数皇帝都是因血缘的天命关系而被推上皇帝宝座。就他们个人的意愿来讲，其实不一定愿意当皇帝；就他们个人的秉赋素质来讲，更不一定适合当皇帝，只是由于他是上一代皇帝的长子或其他原因，他们才不得不当皇帝。因此，他们就不是经过自然淘汰出来的，他们的质量也就失去了保证。中国的历史机制就这样一批又一批地造就了无数的昏君。

历史上英明的君主，看到自己的儿子出落得很有才干，必然会很爱他，赞赏他，这是人之常情。但他到底能不能当皇帝，则要看他的命了。

汉宣帝看到儿子淮阳王刘钦日渐壮大，喜爱攻读经书，学习法律，聪明而有才能，常常赞不绝口：“真是我的好儿子呀！”也想立他为太子。不过，由于太子是汉宣帝流落民间时生的，又很小就失去了母亲，所以宣帝不忍心废他。他的这种“仁慈”给汉朝帝国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太子即位后成为汉元帝，是个优柔寡断的君主，大权旁落，被宦官们把持朝政，汉朝从此日趋衰落，一蹶不振。刘钦则被陷害而死。

唐代又重演了这一幕历史悲剧。唐太宗李世民觉得儿子吴王李恪英武果断，很与自己相似，也曾有意让他取代太子，但鉴于历史上废长立幼带来的麻烦，没有如愿。李世民去世后，太子李治当了皇帝，这就是唐高宗。李恪被长孙无忌所害，唐高宗则平庸懦弱，受制于专权的武后。最终使武则天大肆杀害李氏宗亲，改唐为周，自己做起了女皇！

由此可见，这两位太子后来确实都不能巩固自己的皇权，不能继承父皇的事业。当时欲废除他们继承权的想法不是没有道理的。汉宣帝、唐太宗都是为了国家，从他们儿子的才干来考虑考问题的，并不是专指长相而言。

唐代大臣明崇伊曾说英王李哲（后来的唐中宗）长得很像唐太宗，张说也指出唐太宗的画像与忠王李亨（后来的唐肃宗）相似，他们都是单纯从相貌上判断取舍的。如果以才干相比，唐肃宗和唐太宗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

汉成帝所宠爱的嫔妃曹宫生下一个儿子后，曾别有用心地说：“我儿子额头上毛发旺盛，多像孝元皇帝啊！”假使他真的就是孝元帝，那也不足挂齿，何况只是个小毛孩呢！

感悟：

中国历史上庸君、昏君、暴君太多，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儒家最讲圣王的理想，意思是普天之下，谁的道德学问最好，谁就当王，当皇帝，但这长子继承制，却恰恰与此相反，凡是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必定得不到好的下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总是走在时代和社会的前面，不断地对社会进行批评，所以，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定位早就由中国特殊的历史国情决定了的。看来，中国传统的理论与实际相距得太远了。

5。好人都有好报吗？

晁错是个大能人、大才子，又是汉室的忠臣。都说好人有好报，但其忠心换来的是被斩于市，不知天下士人会对此有何看法？

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人的善恶报应观念还不是那么明确和强烈。自汉代佛教传入中国，中国人便迅速地吸收了佛教的某些轮回转世的思想，根据本土文化特点，尤其是对道德坚定不移的信仰，便形成了自己善恶报应的观念。

大概是因为“好人不长寿，恶人活千年”的事太多了，大概是因为正义不能伸张，天理无法昭彰的现象太司空见惯了，人们似乎对天理和人理失去了信心，但孤苦无告的人们又不能不忍辱负重地活下去。于是，他们就创造出了因果报应理论，即使不能亲眼看到善恶报应，也是因为“时辰”未到，并非是报应失灵。这样，人们的心里得到了抚慰，靠着这种抚慰，人们才有勇气和信心活下去。尽管这种抚慰是虚幻的，是无法证明的，但人们宁信其真，不信其假。因为一旦相信它是虚假的，人们就会连最后一丝对人的相信和留恋都没有了，人们也就最后失去了生活的信心。

在孤苦无依和对现实的绝望中，人们还仍然相信天道的存在，相信冥冥之中有恒定不变的正义和力量，相信这种力量有朝一日总能扬善抑恶，也许，这就是中国人的没有宗教形式的宗教！

然而，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天道显现的时候似乎并不多，善人有善终者并不多，倒是奸佞邪恶之徒，多能飞黄腾达，享其天年。在封建宫廷和官场里，也是如此，“忠而被谤，贤而见疑”的事比比皆是；而奸徒受宠、佞臣见爱的事也同样随处可见。小的事例就不说了，在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因忠臣而做替罪羔羊的似乎是西汉的晁错。

汉文帝死后，太子启即位，是为汉景帝。这时，自刘邦以来分封的诸刘藩王势力逐渐强大，有的靠煮海为盐、冶山为钱，有了很强的经济势力和独立性。对于汉朝中央政权来讲，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晁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登上历史舞台的。

晁错是个才子，即使在今天看来，他当时给皇帝的有关处理国家大政方针的一些奏疏也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但他虽然才识过人，却不谙人情世故，不知自谋后路，只知一味前行，终不免落入败亡的境地。晁错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悲剧性的结局，而这种性格又是因缺少社会磨炼，“坐直升飞机上来”做官而造成的。

景帝是个好大喜功、愿意有所作为但又没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的性格弱点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既刚愎又软弱，并且心怀伎俩。他即位后，由于晁错的对策言论很合景帝的心意，就把晁错由中大夫提升至内史。由于晁错是景帝的旧属，又格外受到信任，因此，晁错经常参与景帝的一些谋议活动，他的建议和意见也多被采纳，朝廷的法令制度，晁错大多数都动了一遍。这样一来，朝中大臣都知道景帝器重宠信晁错，没有人敢与他发生顶撞，这也就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