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零小说

§84下一盘天下最难下的棋（第1页）

§84．下一盘天下最难下的棋

棋手之间的较量有强弱之分。李鸿章虽知其难，却不得不受命去下一盘最难下的棋，这是出于大局的考虑。

《马关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内部在和战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在获悉俄、德、法三国干涉之后，翁同、李鸿藻等人认为日本勒索过于苛刻，反对批准和约；而受到慈禧支持的孙毓汶、徐用仪等人则害怕再起战争，主张批准和约。正好这时，日本定下了“对于三国纵使最后不能完全让步，但对于中国则一步不让”的方针。1895年5月5日，日本在声明虽表示放弃对辽东半岛的永久占有权，但清政府必须交给日本一笔“偿金”。同时，对清政府延期换约的要求，日本仍然坚决反对。这时，已经达到了干涉目标的俄、德、法三国，也反过来帮助日本，压迫清政府按时换约。没有办法，清政府只得于5月8日派伍廷芳为代表，同日本代表伊东美文治在山东烟台换约。

对于俄、德、法三国干涉日本交还辽东半岛之事，清政府极为头痛。身为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在6月15日接到“迅速来京”的廷命时，没有立即动身，而是整整拖了一个月后才启程北上，他之所以胆敢如此，是有一定的时代背景的。

当时慈禧倚重以端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为代表的顽固派，把持朝政，推行“联拳灭洋”的方针。奕、劳禄等“枝梧其间”，试图扭转朝局，“然亦无济于事”。对于此情此景，李鸿章深恶痛绝。他既看出“群小把持，慈意回护，必酿大变”；又深感势单力孤无法挽救而徒呼“奈何”。清廷催他“迅速来京”，但却“未言何事”，没有给予任何职权。他鉴于“政府悖谬”和自己无兵无权的现实，意识到自己倘若冒然前往，不仅难于改变朝局，而且有身首异处的危险。

为了争取慈禧，打击顽固派，李鸿章上下其手。对上，他连续五次电奏，冒死恳请“先定国是，再议办法。”所谓“定国是”，就是要求慈禧和顽固派改变“联拳灭洋”的方针，“先清内匪，再退外兵”。他一再强调“非清内匪，事无转机”，只有坚决镇压义和团，保住使馆和洋人，才能“徐图挽回，否则大局不堪设想。”在下，他扣押清廷对外宣战谕旨，支持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与驻上海各国领事订约，实行所谓“东南互保”。当时李、刘、张三大帅鼎足而立，“联络一气”，构成南国的轴心，李鸿章在其中处于关键地位，故有“微鸿章，东南且乱”之说。不过，李鸿章本人并没有因涉身“东南互保”而转移北顾的目标。即使是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等，也都无意让李鸿章胶着于“东南互保”的棋局上。他们认为李鸿章应该做清朝全盘棋局上的一只大车，盛宣怀就曾建议李鸿章“仍遵前旨，迅速起程”进京，“以清君侧、护两官为要义”。

李鸿章还深知列强的态度，直接关系着自身安全、使命成败。

因此，他在接到北上诏命后，就致电驻英、法、德、俄、日五国公使，请他们探询各国政府“注意所在”和对“先靖内乱，再议善后”的态度。不久，各国就相继作出反应。日本支持李鸿章“入觐”及其“先清内匪再退外兵”的方针。德国怀疑李鸿章能否北上，并表示“停兵难遽议”。英国希望李鸿章对“即日北上”和“坐镇两粤”问题进行“细酌”，并表示英国“注意专在平匪保全英民性命、产业，绝无乘机强令中国变易政体、家法之意”。俄国声称“仍一意保全中国”，并电令驻华俄使策动慈禧召李鸿章“回京定乱”。驻俄公使杨儒被这些花言巧语所蒙骗，正式建议李鸿章“联俄”。李鸿章深以为然，立即与俄国“密商了事之法”，企图依靠俄国控制事态，打开外交局面。

7月12日，李鸿章一改“稍缓启程，以待后命”的态度，决定先到上海，再酌进止。他的这一抉择，是基于下列因素作出的。

这时慈禧开始倾向列强谋求妥协。6月29日，清廷通知各驻外使臣继续留任，“遇有交涉事件，仍照常办理，不得稍涉观望”，并向所在国政府“切实声明”：中国不会依靠“乱民以与各国开衅”，现仍严饬带兵官照前保护使馆“，对”乱民“将”设法相机自行惩办。

7月3日，清廷直接向俄、英、日三国发出国书乞怜求和，再次把战争的责任全部推到义和团头上。在致俄国国书中，说什么中俄两国订有密约，中国为时势所迫，“不得不唯贵国是赖”，万望从中“排难解纷”，进行调和。在致英、日国书中，恳请它们捐弃小嫌，共维全局。清廷给驻外使臣电旨和致俄、英、日国书，李鸿章是在7月11、12日先后获悉的，清廷的表态正中他的下怀。慈禧和李鸿章在保护使馆、镇压义和团、投降帝国主义的问题上，渐趋一致。

这时慈禧开始把乞和的希望寄托在李鸿章身上。6月29日，清廷在答复李鸿章等反对“宣战”的上谕中，既表露出歉悔之意，又令督抚“各保疆土”，但未催李鸿章北上。因此，李鸿章说：“现奉廷寄，暂不北行”。但是，时隔5天，清廷就以“事机紧迫”为由，令李鸿章“懔遵前旨，迅速来京，毋稍刻延”。这道谕旨，是在清廷向俄、英、日三国发出国书求和的同一天下达的，这绝非巧合，而是慈禧试图依靠李鸿章向列强乞和的结果。清廷的国书和上谕，李鸿章是在7月12日几乎同时看到的，这使他认识到“旨催赴京”，意在“和”字。7月16日，即在启程的前一天，李鸿章得知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消息，数年来东山再起、重返北洋的图谋和宏愿即可实现，个人往日的显赫和荣耀又可复归，因而欣喜和自负之情，溢于言表，公然对其下属吹嘘说：“舍我其谁也。”

李鸿章在离粤之前，曾接见裴景福等纵论时势，颇有深思熟虑、先见预卜之慨。7月17日，李鸿章即将从广州出发，将军、巡抚以下送至天字码头日近亭。李鸿章登上“安平”轮，“待潮未行”，请裴景福入见。时值盛夏，天气炎热，李鸿章“衣蓝短衫，著鲁风履”，倚在小藤榻上。他对裴氏说：“广东斗大城中，缓急可恃者几人？尔能任事，取信于民，为地方弭患，督抚不若州县也。能遏内乱，何至招外侮，勉之！”裴氏问大局安危，他答曰：“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朝厚德，人心未失，京师难作，虽根本动摇，幸袁慰庭拄山东，香涛、岘庄向有定识，必能联络，保全上海，不至一蹶不振。”

裴氏问：“公看京师何如？”他说：“论各国兵力，危急当在八九月之交，但聂贡亭已阵亡，马、宋诸军零落，牵制必不得力。日本调兵最速，英国助之，恐七八月已不保矣。”讲到这里，李鸿章“含泪以杖触地”说：“内乱如何得止？”默然良久，裴氏问：“论各国公法，敌兵即入京，亦不能无礼于我。”他说：“然，但恐无人主持，先自动摇。”裴氏问：“公何不将此意陈奏？”他说：“我到沪后当具折，恐亦无济。”

裴氏起身告辞，李鸿章问左右，“潮至否？”并挽留裴氏说：“不忙。”

他自饮牛奶，而以荷兰水待客。裴氏问：“万一都城不守，公入京如何办法？”他说：“必有三大问题，剿拳匪以示威，纠首祸以忿，先以此要我而后索兵费赔款，势所必至也。”裴氏问：“氏费赔款大约数目？”他答曰：“我不能预料，惟有极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作得到否？我能活几年，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他边说边流泪，裴氏也悲伤不已。裴氏问：“国难即解，公将奚先？”他皱着眉头说：“事定后中外局面又一变，我国惟有专心财政，偿款不清无以为国，若求治太急，反以自困。中国地大物博，岁入尚不及泰西大国之半，将来理财须另筹办法。”他继续说道：“联军不足亡中国，可忧者恐在难平之后。”裴氏曰：“公忧及此，天下之福也。窃有一言为公陈之，中国之弱弱于人，非弱于法也。人有得失，法无新旧，果得其人，因时损益，法虽旧亦新也，不得其人，虽博采古今，组织中外，适以滋弊。”李鸿章听了裴氏这套传统的人治论后，笑而讥之曰：“八股旧也，策论为新，策论得也，八股为失，我与尔皆八股匠，故说旧话。”这一番妙语，逗得哄堂大笑。裴氏说：“君子当国，不震己之强，不侮人之弱，亦不怯己之弱，畏人之强，惟求一己以应天下，守至常以待至变而已。”李鸿章叹息不已，说什么“国运所关，实有天命，后事殊难逆料也”事后，裴氏评论说：“公生平坚忍倔强，虽处甲午乙未之变，从容镇定，未尝以郁闷之色示人，及庚子难作，每深谈时事，便泪含于眶，气之衰痛之剧也。”

从裴、李问答中可以看出李鸿章对时局的观感和个人的心境，概括言之，有以下几个要点：（1）“内乱”招致“外侮”，“攘外”必先“安内”，镇压义和团实属当务之急。（2）北京必将陷落，但“联军不足亡中国”。（3）列强注意所在将是“剿拳匪”、“纠首祸”和“索兵费赔款”等“三大问题”。（4）“难平之后”清朝“国运”“殊难逆料”。

（5）他个人“气衰痛剧”。“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

李鸿章清醒地意识到此番北上，等待自己的绝不会是烟花美景，泰和晏安，而必将是满目疮痍，重重险阻。他虽然不乏气魄，但毕竟没有昔日武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那般公忠。他于7月21日抵沪，便借口健康原因，停留下来，说“连日盛暑驰驱，感冒腹泻，衰年孱躯，眠食俱废”。尔后更言：“元气大伤，夜不成寐，两腿软弱，竟难寸步”，要求慈禧赏假20日。实际上他的身体状况绝非如此之坏，而是另有图谋。

首先，是为自身安全考虑。时值义和团运动**阶段，义和团和部分清军正以血肉之躯英勇抗击八国联军的进攻。义和团坚持“灭洋”斗争，仇恨与“洋人”来往密切的“二毛子”，扬言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李鸿章被认定为二虎之一，置于拟杀之列。李鸿章到沪的第二天，就接到李经述自德州发来的电报：天津失守，直督裕禄逃走，“溃勇、拳匪沿途抢劫，难民如蚁，津亡京何能支，大事去矣。伏望留身卫国，万勿冒险北上”。8月2日，李鸿章通过袁世凯得知清廷处斩主和派许景澄、袁昶和倚重主战派李秉衡的消息，并接到李经述报告朝局、劝勿赴召的急电，载漪、董福成辈“党拳煽乱”，慈禧“力不能制”，围城西幸势所必然，“切勿轻身赴召，自蹈危机”。李鸿章百感交集，哀嚎“成何世界！”表示暂缓北上，“虽严谴不顾也”。他直言不违的密奏：“每读诏书，则国是未定，认贼作子，则人心未安。而臣客寄江南，手无一兵一旅，即使奔命赴阙，道途险阻，徒为乱臣贼子作菹醢之资，是以小作盘桓”。担心受到义和团和政敌惩处之情，跃然纸上。

其次，是为胁迫清廷就范。当时慈禧虽然倾向依靠李鸿章谋求对外妥协，但因遭到义和团的反对和顽固派的掣肘而不敢放手进行，以致“送使不实，剿匪不办”。遥望朝局，李鸿章心急如焚。

他鉴于“内意无定”的现实，执意缓行。他抵沪不久，就接到张之洞所拟致上海各国领事电稿，其中说“康党”散布谣言，离间“两宫”，“诬谤”慈禧，“沪上华洋各报为之传播”；慈禧“素多善政，尤重邦交，岂有袒匪之理”；请严禁在中外报纸上“谤毁”慈禧。张之洞拟请李鸿章会衔发出，李鸿章婉言拒绝。李鸿章不但勇于在朋僚之间表明这种态度，而且敢于直言要求慈禧“效法禹汤，先下罪己之诏”。当然，李鸿章对慈禧并没有丧失信赖之心。当时荷兰公使克罗伯由京抵沪，告知各国公使拟让慈禧归政光绪。李鸿章表示反对，说“太后训政两朝，削平大难，臣民爱戴，此次拳匪发难，只恐祸起腋肘，不得已徐图挽救”。他既为慈禧开脱，又与张之洞等共商对策。在维护慈禧统治地位这一点上，他们并无分歧。李鸿章无非是要敦促慈禧彻底转变态度，为议和铺平道路。8月2日，李鸿章具折“密陈安危大计”，强调中外众寡、强弱悬殊，中国不能以卵击石，孤注一掷，应“立简重臣，先清内匪，善遣驻使，速送彼军”。

当时慈禧依违叵测，一面派遣主战甚力的勤王将领李秉衡出京督师，抗拒八国联军进犯；一面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各国议和。

刘坤一闻讯致电李鸿章说：“恭贺全权大喜，旋乾转坤，熙天浴日，惟公是赖。”李鸿章却显得比较冷静，知道朝局不变，所谓全权大臣，只能徒具空名，因而继续向清廷施加压力，要求切实作到“送使”出京和“剿匪”两层，否则“断非区区绵力所能胜任”。

再次，是为了疏通外交渠道。李鸿章抵沪后，正值八国联军大举进攻，外交局势愈益险恶的时候。8月4日，八国联军从天津出发分两路沿运河两岸向北进犯，于15日攻占北京。当时慈禧和光绪出逃。7月底8月初，俄国出动大军侵入东北。列强在占领北京、直隶和整个东三省之后，彼此之间猜忌倾轧、明争暗斗日益激烈。在华势力最强的英、俄两国和野心勃勃的德国，准备瓜分中国。俄国拉拢李鸿章，要派军舰护送他由沪赴津。英国反对李鸿章全权代表资格。德国特派陆军元帅瓦德西率领大军来华，为他争得八国联军总司令宝座，并拒绝承认李鸿章全权代表资格。美国重申“门户开放”原则，主张维持清政府原有统治秩序。面对这种局势，李鸿章通过各种途径，乞求各国停战议和。他的这种努力，隐含着一个明显的意图，就是争取各国维护清朝统治和承认自己作为清朝全权代表的资格。但是，各国都基于自身利益，“设词推延”，没有答应“各派全权议事”。

8月底和9月上半月，中外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慈禧在逃亡途中迫不及待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对清王朝的态度也渐趋接近。8月30日，赫德电询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欧洲的意见如何，维持清室还是瓜分大清帝国？什么是必不可少的条件？”9月13日金登干复电说：“关于您8月30日电所提问题，各国显然仍拟支持满清皇朝，不主张瓜分。英国舆论主张维持光绪皇帝，给慈禧太后以个人安全，但反对英国政府承认她。至于俄国等则倾向于支持她。必要的条件包括惩办祸首、赔款、保证今后对各国友好等等。”

1900年9月15日，李鸿章正式从上海启程北上，于18日乘“安平”号轮船抵达塘沽。在天津暂住期间，李鸿章主要做了如下几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遵旨在津接任直隶总督之职，以使慈禧太后等人减去无人出面议和的忧虑。

第二，力促清廷进一步采取为停战议和铺平道路的措施。

第三，奏请饬令荣禄改赴行在。在此之前，李鸿章曾奏准以荣禄为议和大臣之一。由于荣禄力辞不受，更考虑到各国公使对荣禄有所不满，而慈禧太后身边也需要有荣禄这样的实权人物来协调内外，所以又奏准改派荣禄为行在，“入值办事”。

1900年10月5日，李鸿章由俄军护送自天津乘船北上，于11日到达北京，寓居西城外贤良寺。次日，他与庆亲王奕会衔奏请清廷从严惩办祸首，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阻止联军西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又于15日照会各国，提出议和纲领5条：1．承认围攻使馆是违国际公法，保证今后再不出现这类事件；2．愿意协商赔款问题；3．修改有关条约，以重中外商务；

4．收回被占衙署，以维政权；5．中外议商撤兵停战，并约期在5天后与各国共同会议。然而，各国在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的唆使之下，不予理睬李鸿章等人发出的照会。

由于各国出兵中国，彼此间存在着利益冲突，所以，各国外交人员进行着紧急的政治磋商，力图找到一个能够为大家共同接受的侵华方案。在此之前，它们各自提出了议和条件。

11月15日，李鸿章与奕拜访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谈话中，李鸿章等人要求尽快开始谈判。瓦德西声称“和议之不可望于短期之内实现”，并“明白宣言”联军将在直隶过冬，要求清军撤出直隶。20日，瓦德西回访李鸿章时交给他一份联合占领区域图，李虽觉得占领区域“过于宽广”，但为了尽快争取和局，密令直隶清军不准与联军接战，做到“优礼劳军，吏属兵撤，示以无他”。与此同时，李鸿章以危词胁迫清廷尽快惩办“祸首”来阻止联军西犯和创造谈判的条件。清廷指示李鸿章和奕就这个问题提出具体意见，候旨定夺。经过再三斟酌，李鸿章和奕匡复奏建议惩办“祸首”加重“至圈禁发遣为止”。